战后消费合作运动在天津快速兴起，既有当局稳定物价的现实考量，亦是社会各界对走向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民生主义的长久期许。这一方面事关普通民众的切身福祉，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在收复区重新培养社会根基的全新机遇与考验。但在物资匮乏与经济动荡的背景下，民众多注重低价获取生活必需品的眼前利益，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实物配给等社会政策的工具。消费合作社自身则受困于资金薄弱与组织的不完善，业务开展举步维艰。要达到“自有、自营、自享”的合作理想，需要超越单纯的消费领域，这有赖于整个经济制度相配套，而构建起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则是其政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