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