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缙自万历十三年（1585）中解元之后，开始介入制义文刊刻，创作、编选、序跋了众多的制义文集。但由于制义时文日辑月刊，乍兴乍废，而公私书目多不著录，因此李光缙究竟参与刊刻了多少种制义类图书，已经难以考证。这是制义文研究普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李光缙一人身上。李光缙文集《景璧集》卷七，专门收录他为制义文集所作的序文六七十篇，可以从这些序文了解李光缙介入制义文刊刻的情况。一、刊刻自己的制义文作品李光缙热爱制义文创作，从《景璧集》卷七所载序文来看，李光缙自己的制义文集至少有以下几种：《易藏》《书藏》《北征编》《经义北征》《詹詹自嘲》《甲乙汇编》《拟试十六草》《之燕草》《文远》《易咸》《易贲》。此外还有自己和有人合刊的制义文集，如《图书集》《近汉亭制义》等。根据编选情况的不同，这些制义文集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几类：（一）备考类所谓“备考类”，即李光缙备考乡试、会试之时，模拟考题创作的制义文集。《北征编》《经义北征》《拟试十六草》《之燕草》是李光缙为备考春闱会试而创作的制义文集。以“北征”“之燕”为题，表明书中所收制义是李光缙为北上进京赶考而创作。这些制义文集刊行于李光缙弃举之前，是中年困踬春官时刊刻的制义文集。《甲乙汇编》所收的制义文创作时间应该更早。“甲乙”指的是科举考试中的甲乙科。明清两代将进士称作甲科，举人称作乙科。所谓“甲乙汇编”，是指该集汇录了李光缙备考乡试、会试的制义文。《甲乙汇编自叙》云：“余诸生甲乙时艺也。”1（二）本经类所谓“本经类”，即专门收录文题出自《易经》的制义文集。明清科举，考生除了皆习“四书”外，还要在五经中“各占一经”称作“本经”。李光缙选择的是《易经》，因此这类制义文创作最多，有专门的制义文集。这主要包括《文远》《易咸》《易贲》三个集子。从题名来看，“易咸”“易贲”取自《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咸卦”和“贲卦”，因此直接提醒我们这两个集子所收的制义文题出自《易经》。至于《文远》一集，题名化用了《易经·系辞传》中“其旨远，其辞文”的典故，也说明这个集子所收制义文题出自《易经》。此外，还有《易藏》一种，同样是专门收录文题出自《易经》的制义文集，但不同于以上三集，《易藏》是特别受到李光缙重视的一个制义文集，因此将之划入下一类。（三）“藏之名山”类李光缙创作的制义文集中，有两个集子最值得关注，那就是《易藏》和《书藏》。李光缙晚年在仙景山为自己找到墓地，隐居墓旁，念及身后之事，希望自己制义文集能够流传后世：“余是以构小庐于丘之东麓，将昕夕其中，且尽梓三十年来所撰著鄙俚猥琐之语，杀青而藏之，与《易藏》并贮其中。”［2］《易藏》所收当是文题出自《易经》的制义文，《书藏》所收当是文题出自“四书”的制义文。两集皆以“藏”为名，当本于太史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义，李光缙说：“予非敢自托于名山之藏，第令吾子君录与后若孙异时登斯垅简斯集，亦知父若祖矻矻穷年，白首不衰云。”3这当然是自谦之虚文，将其视作“名山之藏”应该才是李光缙之本意。因此，可以断定这两个集子是李光缙晚年精心整理毕生制义而成，并希望能够传之后世，最受李光缙重视。（四）合刊类即与他人合刊的制义文集，比如《图书集》《近汉亭制义》是李光缙与朋友张国裳结伴学习时创作的制义。李光缙创作的这些制义文集中，《易藏》《书藏》最受李光缙重视。其他几种制义文集得以刊刻出版，源于自己的流传需求外，还源于市场的需求。据序文所言，部分文集李光缙本无刊刻的想法，但被“好事持去”4“窃观者已行其副”［5］。这不是简单的谦虚之辞，而是说明这些制义文集是书坊主希求制义文稿，代为刊刻的。二、评点选刻后辈制义文李光缙中解元之后，屡踬春官，未能一第，却喜欢奖掖后学。许多学子慕名前来请教。李光缙在教导后辈过程中，对创作的制义文进行了评点选刻。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前文提到的钱谦益外，还有许獬、蒋德璟等人。许獬，字子逊，号钟斗，同安县翔风里后浦村（今福建金门）人。13岁熟读经史，被当时人视为“天下材”。许獬师事李光缙，学习制义文创作，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会试第一中进士。许獬早亡，其父刊刻其制义文集——《许子逊合刻》。据李光缙《〈许子逊合刻〉序》所云：“夫此二百余首者，海内人所未及目，而余曩所弹射而手评也。当是时，余持以示人，人无识者，独余识之。自子逊一先天下，庙廊之上，黉舍之中，何人不读其书？何人不羶其名？然耳食附声者也，飨利而知有德者也。”6从序文内容来看，《许子逊合刻》所收的二百多篇制义文，都是经过李光缙“弹射手评”的。蒋德璟，字中葆，号八公，明末重臣。蒋德璟是李光缙好友蒋光彦之子，自幼见知于李光缙，受到李光缙的指导。李光缙称：“余从游之士多矣，其以年少负奇如中葆者，亦绝少也。”7李光缙曾经评点选刻蒋德璟《蒋中葆制义》。李光缙还将聚众授徒的制义文进行了评点选刻。比如《郢质编》便是李光缙评点选刻乡里后辈的制义文集，“郢质”之名，也是李光缙所命，出自《庄子》“郢人垩慢，匠人运斤”之典，取知音契合之义。据李光缙序文，“里中诸君有相印证者”李光缙“以肤缪瑕瑜之”，“浸以丛目”［8］。之后受这些后辈之请，李光缙将这些评点过的制义文编选成集，便是《郢质编》。如《鹿溪讲义》是李光缙教导江山县（今浙江衢州）后辈时评选的制义文集。万历二十一年（1593）李光缙会试落第，自京城归乡，途中过访好友江山县令蒋光彦。当地读书人听闻李光缙到访，“愿从游者相踵也”，并请李光缙评点其制义文，“诸君拥不肯去，争出其文使正之”9。后人将李光缙评选的制义文汇编刊印，这便是《鹿溪讲义》。三、选编制义文集选编制义文集，也是李光缙介入制义文刊刻的方式之一，还是李光缙中年之后主要从事的文化活动之一。其《〈爽籁〉叙》一文称：“余闲坐小亭，颓然自放，适友人以肆间刻授予，予为寓目涉笔，其庸者、滞者、俗不雅者并退舍去汰，无有存者，得二百余首。虽气象之浑噩，规模之广大，不并茵先正，然亦新声之越也。”［10］将坊肆间刊刻流行的制义时文重新选拔评选，汇编称集，便是李光缙选评制义文的方法。从《景璧集》卷七所载序文来看，李光缙选评的制义文集有不下十数种之多：《昭代诸元折衷》《文则》《文彀》《小题方家文彀》《大观堂选义》《续大观堂选义》《爽籁》《续爽籁》《吹籁》《听新》《去浮》《去浮补》《大题稠适》《正振雅编》《续振雅》《化奇编》等。其中，除《大观堂选义》《续大观堂选义》是李光缙与好友张国裳共同选编的制义文集外，其他十数种则是李光缙自己选评的制义文集。李光缙参与选编制义文，希望通过自己的评选扭转晚明颓靡的制义文风。这一点从他的制义文集的题名——去浮、爽籁、振雅——便可以看出。而在这些文集的序文中，李光缙反复呼吁弘正间的雅正文风。如《〈小题方家文彀〉序》称：“洪永而后，作者霞蒸，代不乏人。最盛无如弘、正，盖是时文明尽开，混朴未漓，搢绅学子酝酿坟籍，蜚英腾茂，浑厚尔雅，有大羹玄酒之风。”［11］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评选，影响习举学子，改变时下的文风：“不佞盖扬搉而评骘焉，读者由是求之，以极于人文升降之变，夫不有瞿然而顾化也哉！”［12］然而，受晚明出版刊刻的商业化影响，李光缙也选刊了一些迎合市场喜好的时兴制义，比如《听新》《化奇编》。“听新”之名，取自魏文侯“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之典，以“新声”比喻时兴制义。而《〈化奇篇〉序》亦借儿子李录之口说出：“读王守溪诸先生文，不能不正襟。读此欲翩翩舞矣。”13继而引出“听新声不知倦”之语。四、为他人制义文集作序《景璧集》卷七所收序文中最多的就是李光缙为他人制义文集所创作的序文。题写序文也是李光缙间接介入制义文刊刻的一种方式。题写序文，虽不直接参与制义文集的创作、编选，却也能影响到制义文的刊刻传播。中晚明出版刊刻商业化的时代，延请科场得意的文人学士为制义文集作序，能够扩大自己制义文集的社会影响力。李光缙自解元及第之后，制义创作广受世人推崇，因此有很多文人延请李光缙为其制义文集作序。李光缙为他人制义文集作序，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为自己亲朋师友的制义文集作序，第二种是受他人请托代为书序。为亲朋师友著作书写序文，是古代文人交往应酬中的常事，十分普遍，只不过这些序文乃是为制义文集而作，用以夸大宣传影响的目的相对较弱。但同样反映了制义文刊刻的一大趋势，即中晚明文人将制义文等同于诗文一样看待，会将其整理刊行，并请人题序。比如，李光缙的好友张国裳。张国裳会试不第，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弃举，以举人身份铨选为武义知县。赴任之前，不忘将自己的制义文整理刊刻并请李光缙作序。李光缙《叙〈近汉亭制义〉》称：“去岁甲辰，乾伯将谒铨，余柅之。乾伯既得武义，便道抵家语予，欲梓其所为文。”14从李光缙创作的大量这类序文来看，刊刻自己的制义文集在万历中后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李光缙曾云：“穆庙以前，……非已射策系籍，不敢出片言于世人，亦罕颛刻者。数年以来……为蓝而言青，方朦而贾勇，才一操觚，便以灾木。”15可见此时即便无功名在身的一般文人也会刊刻自己的制义文集。比如李光缙曾为李仲熙、邹友实、史世念、洪贞发、梅钦之等乡党好友的制义文集作序。这些人既无功名在身，身份信息更不可考，却也曾刊刻过制义文集。这种趋势，也是造成明代后期制义文滥刊的原因之一。至于请托他人书序，当然也是古代文人交际应酬的常态。但不同于邀请亲邻师友作序，请托社会名流作序更多的是希望借由对方声名，扩大自己著作文集的影响力。李光缙自解元及第之后，在当时社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有不少文人通过各种关系，请托李光缙代为其制义文集作序，甚至不惜从外地将制义文集寄给李光缙，邀请李光缙代为作序。比如《〈天一山稿〉序》是李光缙为明嘉靖、隆庆间制义名家胡友信的制义文集《天一山稿》创作的序文。胡友信，字成之，号思泉，浙江德清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举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任顺德知县。胡友信擅长制义文创作，《明史·文苑传》称：“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柢，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归有光）、思泉。”《天一山稿》一书尚存，并收录在《明别集丛刊》第三辑第八十九册，为明天启清芬堂刻本。卷首有李光缙这篇序文，尾署“晋江儒林间人后学李光缙顿首拜撰”16。而据李光缙序文：“先生孙问欹公以名进士适佐吾邦，授是编使锓。”17胡友信之孙胡公胄于万历四十五年任泉州通判，在刊刻乃祖《天一山稿》之时，延请李光缙代为书序。又如《〈邹有年制义〉序》是李光缙为九龙（今福建清流县）邹有年制义文集创作的序文。李光缙并不认识邹有年，“忽户外有敲门声，谒者入之，则有年貤书余，与其应制义偕来”18。而且邹有年在此之前，“过汤义仍（汤显祖）、黄贞父（黄汝亨）而问奇焉”，很有可能已经延请制义名家汤显祖、黄贞父二人作序。显然邹有年多次将自己的制义文集寄给当时名士，延请他们作序，用以扩大自己制义文集影响力的目的十分明显。类似情况还有《〈文闲〉序》。《〈文闲〉序》是李光缙为归安（今浙江湖州）韩敬的制义文集《文闲》所创作的序文。韩敬，字求仲，一字简与，号止修，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状元。李光缙同样不认识韩敬，晚年“谢罢征途，匿影山中”19，却突然收到韩敬来信，并《文在》《文闲》两部制义文集。韩敬“不远数千里”20致书，目的当然也是延请李光缙代为书序。而这两部制义文集，同样已经有“宣城汤先生（汤宾尹）、苕水沈先生（沈节甫）”两位社会名流的序文。无论哪种情况，为他人的制义文集作序都是李光缙介入制义文刊刻的另一种方式。五、表达自己的制义文创作主张李光缙编选制义文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扭转晚明颓靡的制义文风，呼吁弘正间的雅正风尚。在介入制义文刊刻过程中，他将自己对制义文创作的思考、主张，通过序文的形式进行了表达。因此，研究李光缙介入制义文刊刻，不能忽视他这些序文中制义文论。首先，李光缙在制义序文中梳理了明代制义的发展脉络。《昭代诸元折衷》是李光缙曾经编选过的一个重要制义文集，并为之撰写三篇序文，列于《景璧集》卷七《制义序》之首。该集收录了明初以降历科会元的制义文。李光缙认为会试第一名子所以被称作“元”，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名列榜首，“冠冕多士”，更重要的是“其文能为天下倡，后起者翕然和之焉而尊为始”21。李光缙以这些会元的制义文为线索，勾勒出明代制义文演变的轮廓。他将明代制义文划分为四个时期：洪武至正统时期、成化时期、弘正至嘉靖前期、嘉靖后期以来。洪武至正统时期是制义文初创时期，流传下来的制义作品尚少，李光缙称之为“未题而始有题”；成化时期是制义文八股体式的定型时期，被李光缙称为“未法而始为法”；弘正至嘉靖前期是制义文的繁盛时期，达到了法（八股章法）、思（儒家思想）、藻（辞藻）的完美融合，所谓“法不诎于思，思精而理不凿”“思不穷于藻，藻畅而辞不乏”；嘉靖后期以来，是制义文的衰靡时期，李光缙将之概括为“英华太尽，宣洩或伤其神”，“委顿不已，浅薄必损其气”。其次，李光缙提出了变革制义文风的主张。面对嘉靖以后制义文风的衰靡，李光缙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士子弗有远志，仅仅将八股制义作为进身工具——“士以经为进身之具”22。这种思考并不始于嘉靖后期文风衰靡之后，早在成化年间，学者杨守陈就已经提到：“今世之士无远志，结发即习举业，不过欲夺伦魁、取卿相而已。有能卓然立志，法古圣贤而泽天下名后世者，盖鲜矣。”23但杨守陈所担忧的是儒家文人几千年来始终关注的学术风气或者儒学道统问题，并未针对制义文创作而言。而李光缙所言则主要是针对制义文风而发，其《〈文闲〉序》云：“士当操觚时，宁有远志？第为射富贵功名地耳，何知仁义？享利者为有德、为深造之文难，为饾饤之文易。彼见上所收录而易欺者在彼，所摈弃者在此，谁肯为其难而不以侥万一之售者？固宜其江河日下、波颓川逝而不可还。”24此外还在于士人追逐于时兴俗文，不传注于理学修养：“其外实寡见闻而掇拾者，自以为博。一夫弋获，千夫取道，天下翕然从之，如夜蛾赴烛。”25而李光缙认为文是心声的传达，足以载道：“夫文，心声也，道所载也。”26给予这种思考，李光缙提出了自己的制义文创作主张。《〈文则〉序》集中体现了李光缙“形、气、神”的制义文创作主张。所谓“形”，李光缙将之细分为肉、骨、色，而肉、骨、色分别对应的是字句、格调、英华，三者是偏向于制义文创作过程中外在辞藻的部分——即李光缙所谓的“取材”“字句之褒益”。所谓“气”，李光缙将之细分为声、脉、势，而声、脉、势对应的是音节、运格、呼吸，三者是偏向于制义文创作过程中章法布局的部分——即李光缙所谓的“运笔”“全篇之舒卷”。所谓“神”，李光缙将之细分为精、机、趣，精、机、趣对应的是奥妙、活泼、解脱。奥妙、活泼、解脱三个概念过于抽象，该如何理解呢？从后文“神不可强，在观书，在明理，又在恬性，在小心”来看，李光缙所谓之“神”指的是读书人自身的经学修养。形、气、神三者之中，形——辞藻、气——章法是偏向于制义文外在的部分，嘉靖后期制义文风的衰靡就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即我们前文所说的“藻绘”“工巧”。但扭转这种衰靡文风的根本——或者说写好制义文的关键——并不在于“形”“气”，而在于“神”。神王则形、气不必拘于一格——即“形肥可，形臞亦可。气寂可，气豪亦可”。而“神王”方法是观书、明理、恬性、小心”。此外，李光缙还在序文中表达了对坊刻俗滥时文的批判，并呼吁在位之人能够起来振作文风。六、结语以李光缙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大量介入制义文刊刻，影响颇大。一方面他们对制义文相当熟悉，在其内容创作、搜集、选编、批评等方面上具有先天优势，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制义文的质量和档次；另一方面作为文人，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审美品味，在制义文刊刻中的排版、格式、形制等规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显著的推动作用。以李光缙为例，诸如钱谦益、韩敬、许獬、蒋德璟等人均受其影响而加入创作、刊刻制义文的行列，以创作文本、批评选编、刊刻出版等方式反哺了当时的制义文的创作和刊刻，壮大了致力于制义文刊刻的有生力量。这些文人大都在地域、身份上均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地方上甚至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领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由他们创作、选编、刊刻的制义文，公信力和销量皆有一定的保障，在当时制义文传播、科举文化推广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刺激了明代中晚期制义文刊刻进一步丰富和成熟，对后世制义文刊刻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