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作为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为维护自身利益，极力劝说国民政府放弃抵抗，国民党部分高层又对抗战毫无信心，在不抵抗政策的阴影下，妥协外交迅即成为国民政府处置一·二八事变的基调。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缺乏清晰认知，外交抉择往往受制于英美态度的变化，在整体解决与局部调停之间不断摇摆。更为关键的是，无论王俊赴沪的中日直接交涉，抑或第三国调停的间接交涉，日军更多是将和谈作为达成其军事行动的策略与手段。相反，国民政府将妥协外交、不扩大事态作为首要原则，在对日作战中束手束脚，使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不仅直接交涉毫无可资凭借的基础，第三方国际调停亦难成为可靠的外交保障，妥协的最低限度不断被突破。纷乱歧异的妥协外交使得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陷入难以逾越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