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在颂扬与抵抗之间，映射出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变奏以及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复杂的发展变化态势。